李行健丨吕叔湘先生教我做出版工作

2019-11-29 14:5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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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行健 口述
张玉亮 潘佳 整理
【摘要】吕叔湘先生不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而且是杰出的出版人,他曾参与语文出版社的创办。本文作者系吕先生的学生和助手,长期协助吕先生主持语文出版社工作,文章回顾了在吕先生的引导下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具体出版工作中得自吕先生的言传身教,对出版业的一些问题也有较深的思考,对当代出版从业者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吕叔湘;语文出版社;语言学;出版;工具书

我在吕叔湘先生领导下在语文出版社工作了十余年,经历了语文出版社初创阶段的各种艰辛,也出版了一些至今还被人怀念的图书,除获国家图书奖和辞书奖的著作外,出版了廖序东先生翻译的奥托·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再版了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以及山东和山西两省方言志系列丛书等。一些朋友希望我将这段经历说说,与大家分享。下面我回忆在出版社的往事,借以表达对吕叔湘先生和许多为语文出版社早期做贡献的广大作者和同仁们的怀念。
一、吕叔湘先生调我去语文出版社工作
从1984年到1995年我调到语文出版社(以下简称语文社)工作,这可说是生活中的一种意外安排。1983年国务院下文让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可能鉴于过去语文政策缺乏足够的研究,所以研究所的任务很明确,就是为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作科学的研究,作为今后决策的依据。为了便于管理和领导,研究所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成立时,缺少人手,国务院的文件给了研究所三个从外地调人的名额,条件是50岁以下,有高级职称,具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当时由吕叔湘先生和陈章太(当时任文改会秘书长)操办此事。叔湘先生让章太把我从天津师大调来。经过一番周折,我全家5口终于到了北京,参加筹备成立研究所。1984年研究所成立时我任应用研究室主任,并且开始招研究生为研究所培养后备力量。工作刚步入正轨不久,党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想调我去语文出版社(包括副牌文字改革出版社)工作,因为吕先生希望我去协助他工作。
当时吕先生兼任语文出版社社长,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版社一直未正??构ぷ?,主要是缺乏干部。语文出版社是吕先生多年前同叶圣陶、胡愈之、叶籁士、倪海曙、张志公等先生努力筹办起来的。原计划吕先生任社长,志公先生任总编,后因人民教育出版社不放志公先生,吕先生一直自称“光杆司令”,所以语文出版社工作未得到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吕先生向党组提出要将我调到出版社工作。党组领导同我谈去出版社工作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也不愿去出版社工作。后来吕先生直接找我谈话。他给我讲了当年要成立语文出版社的原因,就是要发展语言学,搞好语言文字工作,要鼓励出版语文图书和学术研究,把成果出版出来进行交流,把语文知识广泛传播普及,这样才能发展语言学,提高全民的语文素质。吕先生说当时他是“光杆司令”,希望我去协助他工作。吕老很动情地说,他已经80多岁了,包括人大常委在内的一切职务都辞了,只保留了语文出版社社长这个职务,就是为了晚年也能为发展语言学、搞好语文事业再做点工作。他还说,调你来北京作研究工作,相信你能搞出成绩,但你个人的成绩比起搞好出版社的作用来,那就大不一样了。吕先生是我北大上学时的老师(他讲《马氏文通》课),毕业后也不时有联系,得到吕先生不少教导。我不能让他失望。所以我说,那我就到语文社跟您干三年吧。先生马上说,先不要说几年,来了就全心全意把出版社干好,不要留“自留地”(意思是不要惦记自己的研究工作)。1984年下半年我就到语文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协助吕先生工作。先生年事已高,除选题和其他重大事情向他汇报外,日常工作由我主持。
二、刚进入角色就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语文出版社(包括文字改革出版社)当时也是百废待兴,总共也就十多个人,编辑只有三四位。自己挑这副担子,也有点诚惶诚恐,很怕辜负了吕先生一片苦心,对不起领导和群众,只能抱着反正豁出去了的劲头苦干加实干吧。
上班没有几天,《光明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尖锐批评语文出版社在《简化字总表》断货后很久不重印。经了解,才知道原来卖3.5分钱一本,现在成本已涨到4分,印了要赔钱,而语文社一分钱的流动资金也没有,工资全由文改会发。怎么办?我想纸张、印刷费可以涨,书价自然也应该涨,我请财务同志来商量,可否调价到5分。被当场拒绝,理由是物价不能随便涨,他们负不了这个责任。我想这好办,责任我来负,于是我当面写一个说明给他们,此次调价由李行健负责。他们还是认为不行,涨价的账不敢作,过去每出一本书都经过文改会,亏了钱由文改会补贴。而现在文改会经费很困难,根本没有钱补贴出版社。我刚到职,既不好批评他们,也不想为难他们。我不动声色地说,你们做不了这件事,那就明天一早把有关材料和账本送来,我另想办法。他们可能看出我要动真格(我心中已下决心,让他们先靠边休息),第二天没有交账本,而是来检讨昨天态度不好,他们回去商量可以调价。
内部问题解决了,还有新华书店的问题。当时重印书调价也要同他们商量。当把报纸批评和我们调价的理由说清楚后,他们不同意重印调价?;乩春笪腋谴虻缁?,能否有办法不涨价、出版社又不赔本,书店给些补助可不可以?人家说这些事他们不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通过报社向读者说明,由于物涨上涨,重版书必须随着适当涨价,而新华书店又不同意,只好不再重印。于是先向新华书店沟通此事,将不能重印的困难报告报社。书店接信后很重视,马上电话告诉我,他们商量一下,三天后回话。最后新华书店同意了涨价。问题算解决了。现在看来,对这些程序好像不可理解,但当时规矩就是这样定的。
这次重印《简化字总表》大约30万册,可以稍有微利。但并未解决语文出版社要运转需要的流动资金问题。恰好这时全国兴起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广大群众和在职干部纷纷报名参加。教材和相应的学习材料亟须出版,这就是我们的机遇。恰好河北省语文自学考试由夏传才教授他们负责,而传才先生又是我的熟人,于是我去找他们想承担教材出版的事,双方一拍即合。他们把语文方面教材全部交由语文社负责出版,愿意把已收的教材费预付给我们做流动资金。这笔钱数目可观,有好几十万。终于解决了出版流动资金的问题,购买纸张、付印刷费都顺利解决。这次合作不仅解决了资金,也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自然也会积累一些利润,这就为出版社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我将前几年教“现代汉语”时编的一本辅导书,立即配合出版,我记得印了20万册,也为出版社挣来一些资金。
出版社要出书,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懂出版的人。当时语文社出版都是请商务印书馆捎着办,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关人员都解散调别处去了。于是首先把原文字改革出版社的一位管出版的老同志请来当顾问,他就是原副社长倪康华。他热情相助,不要报酬,不要办公室,很快组织起一个出版科,找来他的老部下、精通出版业务的田庆机当科长,这样就与纸张公司和印刷公司以及几家印刷厂建立起了业务的关系,弥补了当时的缺门。
接着就出现了编辑和稿源的问题,吕先生让我们外出组稿。他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因为没有高质量的书稿,自然出不了好书,他一再告诫大家,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一定要尊重作者,善待作者。为了打开局面,吕先生让我亲赴上海去组稿,那里人才荟萃,稿源丰富。吕先生给上海语言学界的头面人物胡裕树先生写信,让我带着信到复旦大学见胡先生。因为有吕先生亲笔信,胡先生和中文系同志另眼相看。我记得在当时的留学生餐厅,胡先生把系里30多位主要老师请来聚会,胡先生介绍我是吕叔湘先生从北京派来专程到复旦组稿的。胡先生当时很高兴地说,感谢吕先生的厚爱,今后中文系同志的书稿先给语文社,语文社不用的再给别的出版社。胡先生的话让我十分感动,也增加了组稿、特别是组到好的书稿的信心。那次还去拜见了张斌、林祥楣、张吲之和胡竹安等语言学界的老一辈学人。这些先生后来都给了语文社各种不同的帮助。一时不可能调来熟悉业务的编辑,吕先生教我们到社会上聘请一些兼职的编辑,帮助审稿。这个办法还真灵,由于有吕先生这面大旗,请来一些有经验的专家学者帮助审稿以解燃眉之急,如天津的曹聪孙、河北的夏传才和北京的几位同志,其中资深编辑李鸿简就是吕先生找来的。
三、牢牢把握出版事业的大方向
语文社在一些必需的出版条件解决后,出好书、多出书的任务就摆在大家面前。吕先生提醒我们,语文出版社出的书,在政治上必须是健康的,要符合国家出版的大方向;在书的内容上应该是质量上乘的,更不能出现学术和知识性的错误。吕先生对把好出书政治方向和质量关十分重视,主要表现在每次确定选题时严格审查。这项工作一般持续几天时间。每次带着总编室同志和责编去吕先生家汇报选题,先生认真严格的程度真令我们如同经历一次大的考试。先生主要了解该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有什么新的内容和创造性,作者水平能否完成选题既定的任务。这些问题让先生认可后,对一些不熟悉的作者,往往还要问问他的为人和思想品质如何,如果我们回答不上或先生不满意,还要让我们继续了解。先生的意思很明确,作者如果人品有问题,书就不能出。
我记得当年请厦门大学黄典诚老师给我们写稿,可能先生事多,一时无法写出新稿,于是把一本过去上课的讲稿稍加整理送来,黄先生在给我的信中也说明了这层意思,并表示不好出版退给他即可,不用为难。我们读后觉得有些陈旧,缺少点新的东西,不大好用。但他毕竟是我们师辈中著名学者,不敢草率从事,还是报到吕先生那里,先生叫把稿子留他那里,他看后再说。一周后先生叫我去,拿出黄先生的稿子说,同意我们意见,作退稿处理吧!我就不知怎么向典诚先生讲,犯了难。吕先生见我这样,就说他给黄先生写信说明好了。吕先生说,学者是爱惜羽毛的,你只要实事求是说明不出版的原因,他会理解的。果然黄先生收到退稿后并未不高兴,还说他今后会照样支持出版社。第二年他来出席国家语委的一次会议,还主动给我写了一幅字。他是书法家,我至今还珍藏着这幅墨宝。
出书范围当年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范围出书就是违规行为。我记得当年苏州一家很有特色的餐馆,是有名的老字号。他们想弘扬老字号饮食文化以利传承,出一本书来介绍。当时的经理是吕先生的一位晚辈,带着资助出版的经费先找到我说明来意,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见吕先生,他说不敢去??杉老壬拇蠊匏胶图崾爻霭嬖虻南拭髁⒊?。自然我不能确定这件事,私下问一下吕先生,想打一个擦边球,从传统文化角度接受那个选题。吕先生问我,你认为能出吗?我未敢答话,先生就把门封死了,用坚决的口吻说,同语文社出版方向无关的书一概不能出,你们要记住。
还有一位著名大学的中年学者,编了一本文集。我们看内容还不错,于是列入选题,报先生审查。吕先生未谈稿子,问我们了解这个人吗?我说了说情况。先生说,你们并不了解他。有人反映,这个人人品有问题,这样作者的书不能在语文出版社出。了解作者要深入一点,不仅是学术水平,还要看这个人的人品。这正是我们审读选题时注意不够的地方。
正因为紧紧把住了选题关,所以在吕先生主持下的语文出版社没有出版过一本有政治倾向错误的书,没有卖一个书号,连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对此都大加赞扬。
四、出版工作要认真、再认真
吕先生一贯教导大家,图书出版后,影响大,传播广,一定要把好质量关,各个环节工作要认真、再认真,一点儿也马虎不得。从文字上说不能有错别字、丢字和语言不通等初级错误。为此,吕先生首先提出要健全校对科,凡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先到校对科干半年到一年,然后再从事编辑工作。对校对科的同志,在待遇和职称上也要适当照顾,让大家认识到出版的校对工作十分重要,书稿中的错误要先消灭在这个环节内。
其次是一定健全三审责任制,书稿出了问题要问责,特别是终审的同志责任心一刻不能松懈。语文社曾出版过一本《名人论读书》的普及读物。有一天吕老很严肃地给我打电话,问该书是不是我三审签发的,我回答是。先生又问你每篇都看过吗?我感到可能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如实回答我只抽查了一小部分。吕先生严厉地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我回答说,那些文章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并且都是名人写的,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就签字发稿了。吕先生说,发表过的文章你就可以不审了,你知道现在人情稿不少,人家未严格审读,你也不好好审读,其中有些文章是存在问题的。我听到吕先生说话生气了,赶紧说明天全社开会,传达您的批评。吕先生说,我批评的是你,传达什么?我只好说我先把材料准备好,过两天我去向您汇报并作检讨。三天后我带着有关材料去向吕老汇报并检讨自己工作认真不够。吕先生当时气已消了,他语重心长地说,我批评你是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他看我态度诚恳认真,就说今后注意吸取这次教训,检讨就不必了。我在吕先生身边工作学习多年,这是唯一一次最严厉的批评,为的就是没有把好图书质量关。
后来还有一次,我去吕先生家汇报工作,先生给我看一封信,批评语文社的一本书中语言应用方面的毛病。该信说先生是语言方面最有影响的权威老师,在你带领下的出版社出的书,竟然出现这些语言方面的毛病,感到很难相信??赐晷?,我心里也很沉重,深感给先生脸上抹了黑。先生又缓缓地说,我经常给报刊挑语病,号召大家要正确使用我们的语言,这次让人家戳自己的脊梁骨,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主动要求写信给那位读者,诚恳接受他的批评,并说明此事完全是我和编辑部粗心造成的。吕先生说,这封信还是他自己来写吧。我想这大概是吕先生除向读者表示歉意外,更是体现先生接受意见的诚意吧!实际上是我们让先生背了黑锅。
由于有了吕先生这些严把质量关的教导,后来很少再出现类似的错误。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兴起积极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热潮,社里请一位古典文学名家组织一些学者,编选注释历代著名作品,汇编成三卷本出版。第一版发行很好,各地要书数量很大,正想印刷第二版时,正好社里请的外审专家的审读报告送来,发现校对质量方面的问题较多,我准备停印。但因订数大,涉及经济效益不小,对此社里有不同意见。吃一堑长一智,我最终还是说服大家决定改版后再考虑重印,以免以讹传讹,贻害读者。
五、精选图书重大选题
吕先生学术眼光很敏锐,他一生经历十分丰富,学贯中西。1992年,召开“张志公语言和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吕先生派我代表他参加,并宣读他的一封信。志公先生一直尊吕先生为老师,我以为他是客气。在这次会议筹备中,志公先生才告诉我吕先生真是他的老师。当年在中央大学写的毕业论文是研究《文心雕龙》,而他是外文系用英文写的。学校很难找到一位既通中国古代文化又精通英语的先生作指导,吕先生很自然成了志公先生论文指导的不二人选。正是有着这样深厚的学养,吕先生决定的重大选题,都很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语文社在吕先生主管工作期间,有五六种书荣获国家图书奖或提名奖,绝不是偶然的。
前不久语文出版社通知我,陈章太教授和我共同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被中国教育出版集团选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图书展的入展书目。这自然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殊荣,但这个选题就是吕先生多年号召调查研究的课题。吕先生说,要推广普通话,要对现代汉语进行规范,而汉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是北方话,可我们对北方话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却缺乏系统的了解,早就应该组织力量对北方话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由于任务大,需要组织强有力的专业团队进行才行。在吕先生的倡导下经过充分准备,终于启动了这个项目,经数年共同努力,终于把北方话106个代表性的方言点情况摸清楚,经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六年多,整理成洋洋千万言的五卷本巨著,于1997年出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吕先生给该书写了序言,充分阐明了这件工作的意义。
另一本颇有影响的书就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大家都知道吕先生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任主编,不少人却不知道为了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吕先生花去大量的心血。1992年中央发文要加强语文规范工作,吕先生时任国家语委顾问,他极力主张要编一本与时俱进的规范词典,将国家所有的语文规范标准严格、认真、全面贯彻到词典中去,以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和推广普通话。吕先生积极建议国家语委成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委会”,他当时快90岁了,还为语文事业操心,主动出任顾问,并说其他会他一概不参加了,但“规范词典”编写会议他要参加。我们可以看到,吕先生不仅多次参加会议,还在会上讲话或在会下座谈。他估计词典出版时他可能见不到了,于是他为词典写好序言,题写好书名,完全体现了他为这本词典呕心沥血的心情。
吕先生有一次来出版社,说到各门学科都有一个“年鉴”作为历史的纪录,后人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也很方便。当时新闻出版署有一本“出版年鉴”,吕先生很喜欢。他问我们能不能每年出一本语言学年鉴,将当年语言学中发生事情和变化都记录下来,为后人多保存一些宝贵资料,为研究了解语言学的人提供一些方便。我见吕先生对此事很重视,一定经过他反复考虑过的,就回说可以,但怎么样编您要多指导,并出任顾问。先生都一一答应了。我们正在筹备班子,制定计划时,先生写了一个完整的年鉴内容提纲给我,也就是后来影印在《中国语言学年鉴》书前的图片。年鉴出版了三年,受到海内外有关方面的欢迎。但不久我就退休了,由于年鉴耗费人力和物力,又没经济效益,接班者就停办了。据说后来有个单位拿去办,大概出了一本也终于停办。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工作机制上的一些问题,不能把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十分可惜。
六、大力支持语文事业中的新生事物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黑龙江省在推广汉语拼音中,开始试验一种“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改革。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受到吕先生和王力先生等语言学家的重视和欢迎,后得到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支持并布置推广。教育部曾正式发了两次文件要求把这项教改工作通过试验加以推广。柳斌、何东昌等领导亲自指导推广,在全国形成了热潮,有26个省市几十万学生参加。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先用拼音帮助识字,在未大量识字前,可以用阅读拼音读物,用拼音作文,拼写自己的思想和要说的话,所以定名为“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提前开发儿童的智力(读、写),逐步甩掉注音,掌握汉字。这样可以较快地提高语文水平,为学习其他学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多方测试,学生五年足可达到一般要六年才能达到的水平。因此,试验班报名被挤爆,还不能满足需要。培养师资统编教材,成了当务之急,在全国第一次语文工作会议中,10个省的同志向吕先生要求,希望由他领导的语文出版社来组织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吕先生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困难不少,但这是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如先生接下这个任务,我们会努力去克服困难完成。当时约定会后各省立即派人来参加教材编写工作,语文社专门成立一个注提教材编辑室,并借用语委后院闲着的几间平房,开始了编写工作。语文社抽出凌远征、卜兆凤等同志参加。
教材快编成了,但没有印刷厂能承印,过去谁也没有印制过全拼音的图书。没办法,只好自力更生,由语委原印文件的一个小厂改建的印刷厂承印,培养工人认字母、学拼音,刻制钢模,开始试验性地印刷。真是有志者事竟成,终于编出了全套教材和练习册,由语文出版社印制。这套书发行量日益扩大,竟成了语文出版社的一根支柱,每年有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好景不长,短短几年后,随着专家们老去,主管领导部门班子调整,不少地方放弃了这项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有不可估量作用的试验工作。但仍有不少地方坚持了下来,直到后来语文社把“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材改为一般教材,试验才逐步停止下来。吕先生生前曾感叹说,如果早有“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这套办法,中国的高玉宝,很可能就成了苏联的高尔基了,因为这个办法打破了繁难汉字对高玉宝写作的限制。试验虽没有坚持到成功,但充分体现了吕先生在出版工作中对新事物的大胆支持,并勇于把教材编写和印制任务担当起来。
七、严于律己,无私奉献
吕先生给语文社挖掘了很多好的选题,但他自己的著作却不愿在语文出版社出版。在大家要求下,吕先生只有两本小书在语文出版社出版,他的“文集”却不愿给我们出版。先生说,他做过语文出版社的社长,人家会说利用权力谋私。我听到他这样说,哈哈大笑起来,先生问我笑什么,我说只有傻瓜才会这么想。谁不知道您的书出版社抢还抢不到呢!最后经反复恳求,吕先生同意过几年再由语文社出吧!语委内部有人知道这个消息,联系辽宁教育出版社通过各种关系,硬把吕先生文集要去了,后来得了国家图书奖。但其中有两卷特别是吕先生家乡方言一卷,尚有一些错误,且一直未能得到机会改订重印,至今想来,始终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吕先生生前说过,要把稿酬作推广普通话之用。后经大家劝说,才同意留下一些钱作为吕师母治病养老之用,因为师母一心支持吕先生工作,早年就辞去教职在家照顾吕先生。
当年电视片《百家姓》录制吕姓时,希望采访吕先生,经先生同意,我们去吕先生家时,刚坐下,那位主持人有些吃惊地问:“吕老,您这么德高望重,担任不少重要职务,著作等身,不会缺钱,家里怎么这样简陋?”记者见到客厅是一张老得掉漆的八仙桌,一个用绳子绑住扶手的长沙发。吕先生回答说:“我有什么钱,每月的工资都花光了?!蔽抑缓盟担骸奥老壬皇敲挥星?,但先生手上可真没有钱?!蔽宜德老壬椭斓挛跸壬闲吹摹队锓ㄐ薮墙不啊?,《人民日报》连载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很大,但全部稿费吕先生和朱先生都捐给抗美援朝了。当时中青社出这个书时稿费是很高的。只有最后抗美援朝签停战协议了,不接受捐款了,这最后一笔稿费,吕老跟我说,他和朱德熙一人分了一半。但这笔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连同其他一些书的稿费,大约有十来万元,全部都没收了?!拔幕蟾锩惫笸烁?,他又把这笔钱捐给他的家乡丹徒,给学校建了个图书馆,还修了座桥。这笔钱最终这么用了。后来他又出了几卷文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也给了他一些稿费,还有其他零零星星一些书,以及海外一些书,这些稿费他就做了吕叔湘青年语言学奖励基金。那个基金钱不多,后来我们语文出版社赚了钱,我就跟吕先生说,您那个基金的钱太少了,我们语文出版社再注资十万,把它搞得好一点。吕先生说不要,不能要语文出版社的钱。我跟记者说:“最近出《吕叔湘文集》的钱,书还没出钱就都捐出去了,你说他还有什么钱?!甭老壬褪钦饷匆桓鋈?,我觉得他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真是一心想着国家民族。所以跟吕先生一起工作的十多年,真的收获很多。
吕先生自己生活十分简朴,堪称楷模。他家人口不少,还养着一位年老的亲戚,而得到的稿费又慷慨大方地捐出去了,所以工资一般“月月光”。语文社想给吕先生一点生活补贴,他又坚决不要。后来只好硬性规定每月给点补助。吕先生去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做了一套新衣服,平常是不穿的。有次我陪先生在他家附近小区内看花,我说今天天气好,看花时照几张相吧!吕先生说行。我说那就把那套新衣服穿上吧!这是我见到先生第二次穿这套衣服。
我从日本讲学回来不久,先生问我哪天有空,我们一起去香山看看花吧!我知道先生喜欢看花。在去的头一天,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明天中午我让你师母蒸几个包子带去做午餐。我说不行,包子凉了吃坏肚子。先生说香山有些小饭摊,一人要一碗稀饭不就行了。我说小饭摊现在已经很难找了,那里的卫生差也不行。先生问我你说怎么办?我说您只管好好看花,别的就别管了。那天看完花到香山饭店餐厅吃饭,吕先生一看菜单,怎么这么贵?他和师母商量说,他们只要一盘饺子和一碗面。我说这不行,最后总算要了两个菜草草吃完饭。饭店的经理是我们的学生,早让他给先生安排一间房休息。先生也不同意,说就在大厅沙发上坐会儿,不必花半天房钱。拗不过他,只好在那里歇息了半小时就回来了。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先生身教使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养成了艰苦节约的习惯,以致有些同志暗中叫我“李老抠”,我听了也乐意。
八、时代在发展,出版工作也在前进
有一年语文社离退休老同志开会,一位老同志慷慨激昂地发言,批评当时的社领导,意思是他们不懂行,把出版社的工作搞糟了。我觉得有些过分,于是说了几句当年出版社工作同现在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出版工作有新情况、新制度,并且明确说让我们去搞不见得比人家就搞得好。
过去出一本书,先看是否是在国家规定的准许出书范围内,然后报一个“内容简介”给新华书店,由他们决定发行印数。当时的数字还是比较大的,一般都是上万,甚至十万以上。书店订了你的书,你就按照他的数来印,印出来就把书送到他的仓库,三个月之后他就肯定把钱给你打到账上,很简单的。不像现在,我想出本书,要考虑怎么策划、怎么宣传、怎么竞争。有的还要找书商,请客吃饭,甚至给点什么东西。以前没这套,以前的人也不会这些东西。这是它好的一面。当然另一方面它比较死,国家规定怎么办就要怎么办。你不能自己卖书,你没有渠道也卖不了,那个时候没有营销的概念。制度太死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受影响,因为反正是照章办事,不像现在出版社完全改成了企业,自主权大了,责任也大了,但可能又出现了一些别的弊端。
过去一个编辑每月审稿20多万字,一个美编设计封面1.5个。精神产品重在质量,不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按量化办法很难出高质量的成品。一些同志业余就帮外面出版社或别的单位干点活,挣一点报酬补贴家用,当时工资也不高。后来我们研究,与其堵不准干外活(好像演艺界叫走穴,一般叫干私活),不如疏导,把行有余力的同志的精力引导给社里干活,以补人力不足。给点报酬,这就变相成了奖金。随着改革开放,这种办法也逐步合法化了。与此同时,一般还流行以经济效益提成作为奖金,这样就出现估计效益好的书抢着干,效益不好、特别是一些读者较少的学术著作,人们就不大愿干。于是我们想办法把学术著作或属政治任务要出而经济效益又不好的书,评定出大致的等级标准,相应地折合成经济效益,使负责这些书的编辑也可大致得到比较公平的报酬,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语文出版社当时同国家语委在一个楼内办公,一个食堂吃饭,并且还是语委的下属单位。当时机关也很清苦,除了工资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语委这样的“清水衙门”。这与出版社给些奖励的做法就必然产生矛盾,多种渠道反映到社里来,要求一视同仁。我们认为机关同志的要求也并非完全不合理。但出版社从财务上又不能给社外人员发奖金或无缘无故地给劳务费。后来想到发行部有很需要人打包邮寄的劳动,特别是开展“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材推广后,社里发行工作很重,就请机关每天派几个人来参加打包,当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同志也一样,轮流派人参加此项劳动,大约每人一周有小半天,每月开始也给所有的人每人发30元劳务费,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和谐的气氛,大家对出版社的工作也较关心了。我说这些事,现在听来好像笑话,但从历史来看,确是当时的事实。我1995年退休时,经上级审计,从我来工作时一文不名的语文社和文改社,已经又添了一个新成员“语文音像出版社”,固定资产已有3000多万元,流动资金也有3000多万元,共计7200多万元,规模接近日出一书的能力,品种有学术著作、语文知识普及等读物,特别是出了好些语文工具书。那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可惜语文社没有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否则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还租用教育部的楼办公,没有自己的立足点。造成这种情况除了我们没有开好局外,后来的社领导没有审时度势,放弃了“语文”这个谁也离不了的大有用武之地的平台,一门心思出教材,觉得来钱快,操作也单一容易。加之没有估计到单一做教材的难度和风险,比起竞争的对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也缺少优势。更令人惋惜的是,原来“注音识字”教材试验虽有萎缩,但还有二十多万人在试验,结果也未能较好地维护,把这部分读者也丢失了。好在现在正从单一出版教材转型到“语文”这个大基础、大空间上来,已经见到了曙光。20世纪90年代,新闻出版署同国家语委进行过一次协商,新闻出版署希望将语文出版社调整到署统一领导管理,因为署管的出版社中缺少一家语文的专业出版社。这充分表明,语文出版社有它的独特作用。我相信语文出版社会在出版事业中发光发热,占有一席之地。
口述者:李行健,语文出版社原社长。本文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3期(总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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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季刊,16开,192页,2015年8月创刊。在2019年3月2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本刊在新闻出版类期刊中,全文转载量名列第九,全文转载率名列第一,综合指数排名第三?!吨泄霭媸费芯俊芬浴凹窃爻霭胬?,探索出版规律”为宗旨,立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以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动、事件、人物、机构等为研究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为繁荣中国出版史研究、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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